中国近代大学诞生在一个烽火连天、饱经蹂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尽管这一时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但中国的许多高校仍然坚持不懈地保持了各自的办学特色”，取得了直至今日仍令人仰止的成就。这其中的原因不胜枚举，比较重要的便是那时的校长们所特有的办学理念及使之在中国近代大学得以落地生根毕生孜孜不弃的努力奋斗。所以，“一所学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有如金陵大学与陈裕光。

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肇始于1888年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汇文书院，由汇文书院与同由教会创办的宏育书院合并而成，1910年正式成立。1952年院系调整时，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和当时的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国立中央大学）文、理学院合并，并以此为基础，在金陵大学校址上组建了今日之南京大学。其主要建筑—1919年建成投入使用的文学院北大楼（由陈裕光父亲陈烈明先生的“陈记营造厂”建造）至今仍是南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

 1927年10月18日，金陵大学召开“沪宁各报新闻记者谈话会”郑重宣布：“金大原为教会学校，一切教育行政，皆操外人之手，经同仁努力奋斗，已将本校教育权收回。华人任校长，为本校创举。”才德突出的陈裕光遂成为金大第一位华人校长，同时也是第一位被国民政府承认的中国教会大学华人校长。直至1951年春卸任，陈裕光执掌金大长达1/4世纪。

陈裕光积极维护民族尊严与教育主权。他本着“立案之事，当刻不容缓”，上任伊始就着手政府立案事宜。终于在第二年9月，大学院（教育部）发布训令，批准金陵大学立案。金陵大学成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最先呈请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

 1927年11月16日召开的“金陵大学欢迎陈裕光校长大会”上，陈裕光向全校师生庄严承诺：今后的金大将“按国内情形，与时代之精神，社会急切之需要，切实培养人才”。对于教育的整体性，陈裕光有着极富远见的精辟论断。他认为应“打通学科界限，反对高等教育‘过度部门化与僵硬性’”；从纵向上看，他认为教育的整体性包括“研究高深学问”与“培养伟闳人才”，它们共同组成“大学之二大使命”；且“二者不可分离，犹鸟之双翼，车之双轮”。高深学问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陈裕光主张“沟通中西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吾国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备”。

金大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历来有英文教学和训练的优势。新生入学考试，仅英文一科就有五项测试：听力、阅读、作文、语法、词汇。在教材方面，除去国文和中国经史等课程必须用中文外，其他课程一律采用英文教材。 

校内的文娱活动、助教指导实验、甚至运动会上啦啦队的助威口号亦都采用英文。但是金大并未因此看轻中文，反而更加强调要学好中文；“中西文艺，并蓄兼输”。金大的课程设置就充分体现了中西兼学的特色，以培养学生致力于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介绍给世界的别的民族”，实现真正的“文化互惠”。民国时期，京沪杭地区的教会大学定期举办英语辩论赛，金陵大学总是一大亮点，这不单缘于金大学生英语纯正、娴熟，屡屡夺冠，还由于金大学生多仿陈裕光校长，长衫马褂、一副儒生扮相，尤令人印象深刻。

国际性是教会大学的显著特征，这在金大起源、师资、经费等各个方面都有反映。金大借此得以多渠道地和国际著名大学、宗教组织、教育机构、基金会等建立联系，如每年选派优秀毕业生赴美求学，派遣教师赴国外研究机构进修等。据1947年10月统计，27个学系教授中，有过国外教育背景、在国外名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占80%以上。金大自成立起，就念念不忘与国际一流大学比肩。1911年，金陵大学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立案，学士文凭由纽约大学签发。1934年，由于金大“毕业生留学成绩极佳”，金大学校发展也深得纽约州大学院区的信任，美国纽约州大学院区特向金陵大学颁发了毕业学位永久认可公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也曾获得此项认证）。这在国内各私立大学，首开先声，“不特金大之荣誉，亦我国整个教育界之荣誉”。金大培养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26人，工程院院士6人；散落在海外的名人大师，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办者暨首任校长、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终身院土李卓敏，世界著名烟草专家、美国农业部资源顾问、中国“西部大开发”的首倡者左天觉，以及台湾著名文学家余光中等，就数不胜数了。

陈裕光治校，善于守成与敏于革新并举。他手执这两支画笔，绘制出了令人瞩目的“三院嵯峨”的“金陵美景”。如很早就已声名鹊起的金大农科，适应社会需求，专门成立农业专修科和农业推广部进行改良和推广良种，培养了大量农业高级专门人才，将高等教育延伸至农村，这“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934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将乡村建设作为自己在华投资的重点后，燕京、南开、金陵、岭南等大学纷纷制定了各自计划并付诸实施，其中，“金陵大学的成就最为显著”。陈裕光主张教学工作必须注重实用“学以致用”；当时金大农科从康奈尔大学引进教学、科研、推广三合一制度，简称“三一制”，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并落实到推广应用；陈裕光就将“学以致用”进一步发挥，“大家都重视学与用：‘三一制’体制，其本质就是边学边用边研究”。当时金大许多研究都能紧紧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如洛夫是世界一流的作物育种专家，李方训关于物理化学和电化学的研究成果发表后，被国外著作《高级物理化学》（T．R．帕廷康主编，1941年）、《电化学现代状况》（L．鲍芮斯主编，1954年）《电磁学》（W．施尔沃德主编，1956年）等多次引用。还有蔡乐生研究维生素的营养价值和猫鼠共处等科学命题，成为国际闻名的先驱。李卓皓（后去美，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致力于荷尔蒙研究，他先后从脑下腺中发现8种荷尔蒙，是国际公认的生化大师；魏学仁等拍摄了当时世界唯一的日全食彩色电影，并参与开创了中国的教育电影事业（电化教育）。

陈裕光倚重贤才，奉行教师治校，集思广益，民主办学的思想，在“平稳地从美国人手中收回学校行政权”后，能够“逐渐独立自主”，并且“依照国人自己的理想发展”，“创造新的局面”，是和他既拥有“统筹兼顾、多谋善断的能力和处变不惊、沉稳应对的修养，又具有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气度和外柔内刚、信念坚定的性情”分不开的。

大江滔滔东入海，我居江东；

石城虎踞山蟠龙，我当其中。

三院嵯峨，艺术之宫，文理与林农。

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

这首《金陵大学校歌》由金大教授、国学大师胡小石所作。它寥寥数语即迸发出磅礴气势，更为重要的是它“凝聚、传递并且弘扬了永不泯灭的‘金大精神’”，自诞生以后，被一代又一代金大人自豪传唱。走进金大古朴的校门，校园花木扶疏、宁静雅致，“师长同学情同叔伯兄姊”，充满了家庭生活的温馨。“他还经常请教师、职员和他们的亲属，以及学生干部到他家中品茗聚会”。1942年“国父纪念周”，陈裕光在《校长训词》中明确地将诚、真、勤、仁定为金大校训。在半个世纪的时段中，金陵大学都以诚为本、惟真是求、勤勉执着、仁爱为怀，从而逐步养成了“亲爱精诚，一团和气”、“金陵一家亲”的美好传统。 

陈裕光一向爱生如子。如学生灭虫之类的小事，他也会亲自过间，并在全校发起“除虫运动”，确保学生免受蚊虫侵扰，不至影响健康。1945年，陈裕光从美国考察归来，将“旅费撙节所得，购买维他命丸数十磅，携归分赠本校教职员同仁，私人行礼因此过重，只好留存美国友人处”。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金大师生无不为陈裕光公而忘私的高贵品质打动。陈裕光对教师求贤若渴，特别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以及人身安全。金陵大学自1941年起，参照教育部在公立大学每一学科遴选一位资历深、名望重、学问大的教授由部长亲自聘任的“部聘教授”制，拨出专项巨资，设置“讲座教授”席位，奖励学有专长的学者教授。此外，他还尽己所能地保护被国民党当局打入“另册”的进步师生。著名哲学家萧焜焘动情回忆道：“没有陈校长出面死保，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

陈裕光的人格力量，不仅体现在对学生的爱护，对教师的垂青，还表现在必要时敢于对当局说“不”。抗战期间，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为装点门面，先后两次致信给陈裕光，延聘他出任“教育部部长”，一向待人诚恳的陈裕光却未予理睬，均没有复信。后来，蒋介石又请他出任教育部长，陈裕光认为其“不重视教育”，谢绝了。正是在他刚正率直、淡泊名利的精神感召下，金大教师不同于“他校教职员都在外面兼官兼职”，而是“不在上课室，就在公事房，不在图书馆，就在实验室”。

陈裕光如其他中国近代大学校长一样，幼年时得传统文化之熏陶，青少年负笈西行，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使陈裕光拥有了渊博的学识、放眼寰宇的胸襟和非凡的气度。在汇文书院求学时，陈裕光景仰“唐虞时代的禅让制度、共和精神，盛唐时期中华民族开放的心态、民主的思想、强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富庶的民众、多元的文化、发达的教育等昔日辉煌”，自号“景唐”。升入大学后，陈裕光和陶行知认为校刊《金陵光》只发行英文版不妥。他们认为金陵大学虽是教会大学，但终究是中国的大学，应该发行中文版。由此，《金陵光》中文版得以发行。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军民近万人，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五三惨案”。消息传到南京，群情激愤，金大学生纷纷召开会议，商讨对策。陈裕光亲自主持召开全体教职员大会，成立了“金陵大学教职员反日救国大会”，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崇尚韬光养晦、行事谨慎的陈裕光一反温文儒雅的态度，神情激愤地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庄严地举起右手，大声领读《永不使用日货》的誓词：“金陵大学师生以复我之青天为誓，以照我之白日为誓，以祖国山河为誓，以祖宗丘坟为誓，誓以热血，誓以至诚，终我一生，永不使用日货。如有悔心，或生二志，人天共戮!此誓。”陈裕光本人对此誓言恪守不渝，坚持了整整一个甲子，使之真正成为了“终我一生”的誓言。1934年，日本驻南京公使馆在鼓楼百步坡竖立一座钢架式旗杆，悬挂太阳旗。金大师生义愤填膺，自发筹款。于第二年8月在大礼堂南侧建立起了一座钢管式旗杆。新旗杆高出日本旗杆10尺，以“镇其邪气”，显示中国人民之不可辱。

改革开放后，陈裕光以90岁的高龄，远涉万里重洋，只身飞赴美国。他在美国的两个月里，仿佛是“负了特殊紧迫的教育使命似的”，任何景点都没参观，即使在母校哥大，也只是在校门拍照留影，大门都没迈进就去各地看望金陵校友了。他沿着美国东西两岸，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十几个城市，先后会见300多名校友。每到一地，陈裕光都要告诉金大校友祖国正在期待他们为四化建设贡献科技、学术方面的成就，希望他们回祖国讲学、合作开展交流项目或旅游；当场放映祖国尤其是南京现代化的幻灯片给校友欣赏，每到这时，掌声总会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陈裕光晚年牵挂的事情是争取“亚联董”（U.B．）能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有更大的支持，使金陵儿女能再有一个联络感情、加强合作、交流学术、开展研究的家。经过酝酿，1994年在南京召开金陵大学各地校友代表会议上，一致商定在【多盈体育】中国有限公司建立金陵研究院。1996年5月3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曾经长期担任金陵大学校长的陈裕光先生的子女，遵照父亲的遗愿，将私房（今汉口路71号）变资500万元人民币，捐献给【多盈体育】中国有限公司筹造金陵研究院。”陈裕光校长的仁厚教育由此可见一斑。他的一生“裕后为怀，成蹊桃李；光前爱国，垂训金陵”，其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后人追思缅怀。

（原载于《南京大学报》2005.6.10第三版）